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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设计的局中局，《论持久战》背后的多层较量
毛泽东设计的局中局，《论持久战》背后的多层较量
《论持久战》是教员的代表作。
在这篇文章中，教员详细分析了中日两国现有的条件和优缺点分别是什么。
论述了抗日战争中双方的发展趋势，最后得到了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
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很多人说论持久战是教员的阳谋，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教员指出了侵华日军的致命弱点，“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
只要它无法以自己想要的方式结束战争，就会一日一日的衰弱下去。
而中国人只要不投降，采取得当的作战方式，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就能等到有利条件的出现，最后赢得战争。
认知是一把砍刀，它会探测和切开事物的秘密。
教员明白无误的告诉敌人，你明白的，我也明白，你不明白的，我还明白。
我知道你害怕什么，我也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
但我有办法克服自己的弱点，而你却无法解决自身的致命问题，除非自毁。
当我们知晓了这一切，那时间就是我们的朋友，是你的敌人。
避无可避，这就叫阳谋。
但如果你对《论持久战》的理解，只有这些。
我只能说，你太小看教员了。
全文共计6500字，阅读需要15分钟，内容不一定精彩，但展开视角你可能没看过。
01
教员最伟大的地方是什么？
不是他的智慧和能力，而是他的立场。
教员这一生，取得了很多伟大的成就，同时他也犯过错误，也曾走过弯路，但这丝毫不影响教员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不影响他的伟大。
为什么？
因为他的初心始终没有变过，他的立场始终站在广大人民群众这一边。
教员是这样，土党也是这样。
如果真如个别人说的那样，中国还能站在如今这个位置吗？
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屁股应该坐在哪，并能坚持不变，是很难很难很难的事。
存在决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换句话说，人是环境的产物。
一个人的立场、态度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在不知不觉中改变。
立场改变是个很复杂的事，也是一个很难察觉的事。
就拿王明、博古这些人来说，他们在出国留学前，各个都是热血有志好青年，都立志报效国家，要为国家富强、民族自立做出一点贡献。
然而当他们在苏联留完学后，考虑事情的基本立场，在潜移默化中就改变了，不自觉的会以苏联利益为先，会多为苏联考虑。
放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很多人的立场受到环境、情绪的影响，也会改变。
如果不能意识到这种立场的改变，意识不到思考问题出发点的改变，那很可能就会犯错，最后导致革命失败。
一开始，教员提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略时，内部很多人都不能理解。
家国危难之际，怎么还不能放开手脚去打运动战，打游击战不就是另一种意义的避而不战吗？
林彪一开始是支持大兵团作战的，把八路军的兵力都集合起来，跟日本人好好打几仗，这才是中国军人应该做的事。
当时林彪是一个代表，他这样的想法是主流。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遇到抗日战争这样的大事，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义无反顾的上战场。
但教员当时的思考维度，比大部分人都高一层。
在大部分人都被抗日战争影响，上头的时候，教员很理智。
他清楚的认识到，当下只是中日矛盾上升到了主要地位，但国内矛盾并没有消失，所有的分歧、阶级之间的矛盾，新仇旧恨，都没有消失。
教员在《论持久战》中，明确给出了中国必胜的分析结论。
很显然，中国胜利之后，中日矛盾解决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教员也早已想到了。
只是这一部分内容，不能明说。
如何打小鬼子，是论持久战摆在明面上的讨论内容。
但在这层内容之上，还有内容。
02
国内的抗日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命令，都在要求教员他们不顾一切的把所有力量投入到抗日战场。
王明回国的主要任务，说穿了就是苏联那边不放心国内的人，要派一个信得过的，来维护苏联在中国的战略布局，执行“抗日高于一切”的指示。
所谓战略布局，就是在中国建立一个怎么样的抗日统一战线，拖住日本，守卫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安全问题。
围绕这个问题，王明跟教员直接产生了很多分歧。
还曾一度形成了，武汉和延安分庭抗礼的格局，大有重演张国焘旧事的苗头。
教员也曾提点过，跟着王明去武汉的常委太多了，去武汉做统战工作不需要这么多常委。
当时，随着日军的疯狂进攻，华北即将沦陷，全国沉浸在浴血抗战的氛围里，还能清晰认识到要把党和阶级长远利益放在首位的领导人，除了教员之外，几乎没有。
众将领们，都想带兵出去跟小鬼子痛快厮杀，军政领导们，也都做好了为抗日牺牲的准备。
但教员一再跟各级领导人强调红军对日作战必须有一定条件下之保障，否则有损无益。
教员告诉激动的将领们，八路军的抗日战争不能这么打，要采取分散游击作战的方式去打。
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走。
而且八路军的主要行动也不是跟小鬼子打仗，而是建设根据地和发动群众。
在大敌当前，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不惜与小鬼子玉石俱焚的氛围中，不要说普通人无法理解教员的思路和远虑，哪怕是他最亲密的战友们，大多也对教员的这种观点持有怀疑态度。
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高度，放开双手发动群众，这样的行为，在当时看来有避战的嫌疑。
同时，教员的呼吁也不符合内部的呼声。
但领袖的作用，就是要在众人迷茫时，指出正确的道路。
此时，需要让群情激奋的众人冷静下来，看清楚形势，认识到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本质。
这也是《论持久战》的第二层作用，要给头脑过热的战友们降降温。
03
教员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种种布置，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是先保存自己后消灭敌人的做法。
分散、打游击，就是尽可能的保存八路军、壮大八路军。
换句话说，给人一种太功利的感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一些文人也说延安要求文人要从革命角度出发创造文艺作品，揭露敌人的黑暗面，歌颂延安的好，只干对我们有利的事，显得太过功利了。
当时，教员从正面回答了这一问题。
“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
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
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
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
教员将自己思考问题时的出发点，明白无误的告诉所有人。
“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
教员这段话，放在今天，依然有很大教育意义。
现在很多人搞抽象的爱，抽象的功利主义。
比如柴记者和丁院士有关环保问题的对话，就是很好的教育案例。
言归正传，战争年代革命党人最远大的目标是什么？
是拿到实际领导权，是争取到最广大的群众，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
这个目标显然是包含民族独立的，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势必要把侵华日军赶走。
但如果把打赢抗日战争设立为终极目标，那真正的目标就会受到干扰，到时就会出现，抗日战争打赢了，可革命目标却彻底无法实现了。
事实上，按照王明他们的玩法，很可能就要出现这种情况。
当其他人有脱离这个目标的危险时，是教员一把将他们拉回来了。
经过教员提醒后，张浩、张闻天等人陆续醒悟过来。
从阶级革命的长远眼光看问题，这是教员异于常人的地方。
他把眼光放得极其远，最关键的是，教员想清楚了要想实现这一遥远的目标，都需要哪些条件。
就好比一个学习差家庭差的初中生，给自己定下了高考650分的目标，要考上某某大学某某专业，彻底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这个时候，他就通过锁定目标，制定了不同阶段的学习目标，确定每一门要提高多少分，要掌握哪些知识点。
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学生的家庭突然出现了重大变故。
一般人可能就被这个变故打到了，学业受到影响，不知不觉中就改变了自己的目标。
但这个学生没有放弃目标，而是既处理了家庭变故，担起了责任，又把学业坚持了下来。
最后如愿以偿考上了某某大学的某某专业，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彻底改变了家庭命运。
04
这个例子可能不太恰当，但表达的意思是很明确的。
一个人的成就高低，跟他的抗干扰能力和解决目标冲突的能力息息相关。
一个人要是能始终朝着既定的大目标进发，其实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更别说一个组织了。
这意味着，你走的每一步都在接近目标。
但大多数人是没有这个本事的，走着走着就偏移了目标，浪费了很多时间和资源，都达不成目标。
这一路上的环境始终在变，环境会控制你做各种计划之外的事。
虽说人生的每一步都算数，作为个体可以随波逐流，随遇而安，但一个高度集中的严密组织不能随波逐流，必须有远大的目标和理念，坚定不移的朝前走。
抗日战争氛围下的革命党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身处具有强烈感染力的环境中，大多数人都会失去理智，受到干扰。
能排除各种情绪和环境的干扰，牢牢锁定最重要的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结合当下的环境，做出种种布置。
这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才具备的能力，失去理智看不清方向是一个政治家最忌讳的事。
普通人遇到事的时候，会考虑这个事该不该做，而一个成熟政治家不仅要考虑该不该做的问题，还要考虑能不能做，怎么做的问题。
实然和应然，这是两种思考维度。
应该怎么做，能怎么做，是两码事。
如果一个人把应该怎么样，和实际怎么样，区分开来，那这个人就开始摆脱幼稚，成熟起来了。
如果不能把这两个层面的东西都思考清楚，就会出现好心办坏事，好法出恶果的情况。
王安石变法就是典型的例子。
王安石提出来的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等等措施，都是很好的，法都是好法，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提来的 ，既能减轻百姓负担，又能增加国家收入，利国利民的好举措。
所以王安石才能很自信的说，我的法子不需要增加赋税，也能增加国家收入。
结果呢？
结果各种变法措施，在执行环节中彻底变样了，变法改革从利国利民，变成了官员贪污腐败的帮手，搞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
就拿青苗法举例子，所谓青苗法就是在农业社会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用地里的青苗做担保，搞抵押抵款，维持生计。
农民原先向地主借钱，青苗法出来后，农民向政府借钱，政府规定利息，就可以避免高利贷，以免农民搞得家破人亡。
然而青苗法在基层实行后，搞得是一团糟。
农民必须要向政府借款，王安石还给各级政府弄了贷款指标。
这就出现了一种情况，农民想借钱，先提交然后审核，最后才能放贷，手续太多，而每一道手续的官吏都奉行雁过拔毛的原则，要从农民头上刮一层油水。
这还不算完，规定的借款利息不高不低，但在执行的时候，各地方直接翻倍，最高的翻了三十多倍。
王安石想到了种种可能，却没有想到，在体制没有变革，政治上、组织上、体制上没有作出相应改变，就着急的推进改革，势必要被反噬。
他没有想清楚能不能做、如何做的问题。
出现问题之后，王安石还听不进去话，摸不清真实情况，一意孤行。
所以他失败了，被人轰下台了。
在大部分人的认知中，改革的都是好人，阻止改革的都是顽固派和既得利益者。
这得分情况。
王安石变法，他的反对者们几乎都是当世名流，欧阳修、苏轼、司马光这些人，哪个是坏人？
不是王安石变法的初心不好，而是他的能力撑不起来这么大的局面。
他不能处理当下和未来的矛盾，也不能处理局部和全部的矛盾。
打倒一切是小孩子的幻想，结果只能被一切打倒。
05
反观教员的《论持久战》，你就能看到，教员把当下和未来的矛盾，结合的很好，把能拉拢的力量都拉拢过来了。
教员在《论持久战》中体现的东西，不仅仅是立场坚定，而是他把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做了很好的结合。
从相互对立，扭转成了互相依赖。
这里的短期目标，自然是打赢抗日战争，虽然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要打很长时间，可跟革命胜利相比，还是属于短期的目标。
教员是如何把两个目标结合起来的呢？
通过明确不同阶段的作战主体，通过清晰定位来实现。
国民党是抗日主力，如果没有国民党参与抗日，老蒋不愿意抗日，那抗日就是一句空话。
在战略防守和战略相持阶段，国军是不可取代的抗日力量，是主要的抗日力量。
但对于土党来说，老蒋是标准的反革命，让一支革命队伍，跟反革命合作，跟杀害了万千同志的反革命头子合作，这是很难接受的。
就跟现在有很多人不接受中特社一样。
1927年之前，教员他们也是一样，认为革命是“纯粹又纯粹”、“笔直又笔直”，眼里揉不得沙子。
然而残酷的革命现实，教育了革命党人。
以教员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放弃了天真和幼稚的观点，开始认识到革命是曲折的。
可想而知，在那个年代，让革命党人跟反革命合作，让他们放弃阶级斗争，放弃种种标志自己身份和理想的东西。
这比杀了他们还要难受。
当时，有将领写信给教员：如果真有放下红旗这一天，他就要有所表示。
有干部公开说：“要取下这一星的帽子，老子便不干了。”
林彪堂哥张浩说，“有人看到不实行土地革命了，放弃阶级斗争了，取消苏维埃政权并且改红军国民革命军，感情上很苦闷，他们无法接受，与我们最仇恨的敌人蒋介石妥协，说这等于让牺牲的同志白白牺牲了。”
“说这样话的人是错的。”
红军改名也好，口号改变也好，都不是实质性的，你要看将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目标有没有变。
只要看一下，西安事变后，政府和红军的状况是强了，还是弱了，就清楚了。
“物质得到了，经济得到了，弹药得到了，精神上得到了，兵员增多了，共产党的影响亦扩大了。”
“这一切究竟是对我们有利呢，抑是对敌人有利呢？”
张浩在《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教员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都详细讲了这个道理。
当时很多人不能理解，把这些的观点，看成了背叛革命。
如果你坚持的方法论，无法让你借势而为，却反向指导你与时代大势抗争，直到粉身碎骨。
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你坚持的方法论有问题，要么你的理解有问题。但不管如何，这样的方法论和这样人，都会被时代大势碾成粉末。
当时张闻天也讲了这样一句话：今天联合资产阶级，是为了明天反对资产阶级。
这是一句很深刻的话。
很多人都晓得“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
但大部分人不懂的是，联合他人的前提，是先反对自己。
《论持久战》的第三层作用，就是将团结的理念灌输给八路军将领们，灌输给全中国的抗日势力。
接受了论持久战的观点，自然就要接受联合一切包括老蒋在内的力量。
当这样的观念树立起来后，八路军内部的说服工作才能顺利开展。
一个真正的领导者并不是追求所有人的支持和认同，而是努力去促成各方达成一致。
05
如果你深入研究了《论持久战》，就应当明白。
教员在论持久战中的阳谋，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日本的内部矛盾无法解决，另一个就是土党的抗日彻底性。
这两个基本点，最大的特点就是除非自身消亡，否则无法更改。
而《论持久战》之外的决策基本点，是土党一定要完成无产阶级专政。
这三个点，构成了一条时间轴。
在抗日这段时间轴中，只要存在合适的条件，任何力量都可以联合，而在取得革命胜利的这段时间轴里，同样是什么样的力量都可以联合，但反革命必须消灭。
结果就出现了一种奇观，在长轴里要被消灭的力量，在短轴里成了可拉拢借用的力量。
如果不拉拢，抗日这阶段就走不完，如果不消灭，那革命就无法完成。
从一开始，教员就没有指望把抗日胜利的宝都压在国民党身上。想得更多的，还是如何组织群众。
只要在亡国论占领群众头脑之前，把大多数群众都组织起来了，那抗日战争就在事实上结束了。
但在此之前，还需要做很多努力和工作。
所以在论持久战最后，教员把防止投降当做重点讲，要想尽办法阻止投降，要认识到这种倾向，要努力阻止这种倾向。
因为在八路军力量还不足够的情况下，主体抗战力量出现政治投降，会让整个局面出现严重后退。到那时，八路军是双拳难敌四手，不要说长期目标了，短期目标也会失败。
从这里来看，论持久战不仅仅是针对侵华日军的阳谋，就连国军也在教员的计算之内。
《论持久战》明面上讲的是抗日军事战略，内核其实是攻心为上。
鼓舞了当下的士气，团结了内外部，还诛杀了未来某些势力投降倾向的心。
当你以为这就是全部的时候，过了几年之后才发现，教员在布局抗日战争的时候，早已在解放战争的棋盘上落子了。
这就是毛泽东。
